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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时间:2011-03-31 00:12:12     黄建谟(外贸53)

离开母校快60年了,昔日校园生活依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我是1950年秋入学的。当时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厦门刚解放不久。我入校时,面前呈现的是:在广阔的演武场上,排列着一字形以群贤楼为中心的五幢建筑群。西边是同安楼、囊萤楼;东边是集美楼、映雪楼,以及东、西侧的两个膳厅。这些建筑都是陈嘉庚先生在兴办厦门大学初期建筑的。(1951年以后陈嘉庚先生又募资和主持兴建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新建筑群)。这些建筑都是三四层木石结构,以白色花岗岩砌成墙面,绿色琉璃瓦为屋顶,背靠五老峰,面向鹭江,依山傍海。建筑物虽年代较久,仍显得庄重大方,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据学校记载,1950年录取新生仅有639人,在校生共784人。学生宿舍以系分住。我们系分在映雪楼的一层,走廊在楼房中间,走廊两侧为宿舍房间,分别为南北向。每间宿舍安排四架上下床,八人一间,加上每人一台小桌子,房间就十分拥挤。好在当时大家行李不多,箱子、脸盆放在床下。洗脸刷牙就到两楼间的一排公用水龙头,只有凉水,冬天也没有热水。洗澡则到公共洗澡间。宿舍里灯光不亮,晚自习只能到图书馆去,当时学生人数不多,还能容纳得下。

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学习实行严格管理。每早定时起床,全校学生到群贤楼前的操场,由体育老师在台上带领,集体做早操,然后到东侧膳厅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也有固定时间。八人一桌,用盆盛菜,一荤一素,共盛一盆。享受国家提供的人民助学金,每月13.5元,对家境困难的同学,个个都感到很满意。少数家景较好的学生,可以到东膳厅旁边的餐厅自费用膳,不受限制。晚上十点熄灯。图书馆、自习室及宿舍全部关灯。只有厕所仍有灯光,因此就引发出陈景润每晚闭灯后在厕所看书的轶事。

 陈景润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与他从学生时代起对数学的爱好与钻研分不开的。他也是1950年入学的,是数理系的学生。当时学生人数不多,彼此认识。他戴着近视眼镜,一派书生模样,平时对数学用功入迷。晚上熄灯后在厕所继续看书一事,在学校早有所闻。当时学校提倡要“又红又专”,要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他曾被作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批判。现在看来,对他的批判是不恰当的。这是当年一切要“政治挂帅”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在全校批判“白专道路”大会上,陈景润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并提出改正的保证。其中一条措施至今令我难忘的是:他保证以后每天睡觉前要洗脚刷牙。他此言一出,引起台下的同学们哄堂大笑。一场严肃的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

解放初,大学教育尚未正规化。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解放前的教材不能用,新的统一教材还没有出版,真是难为当时的老师,自编讲义在台上讲,学生勤记笔记。我记得在“三反”、“五反”大会上,王亚南校长在发言中谈到,当时学校经费困难,全校学生的讲义印刷费都是由他个人从稿费中支付的。王校长当时单身住在学校,衣着朴素,没有车辆乘坐,在同学中留下很好印象。但他对己严,对人宽,热爱学校和学生。他高尚的品德,给我思想上留下深深烙印,成为我以后工作的座右铭。在随后40年的外贸工作中,我始终记住要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不以权谋私,以王校长作为学习的榜样。

 解放初期,母校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在东膳厅或西膳厅。听众坐在排列的长的矮板凳上。王校长开政治经济学大课,全校师生都去听课。有时候,南普陀寺的主持和尚也去参加。王校长讲话带湖南口音,“鞋子”和“孩子”发音很相似,有时会引起一阵会心的笑声。

学校常请厦门市领导做报告。我记得梁灵光市长和林修德书记都来校做过报告。还有陈嘉庚先生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在学校所作的报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用闽南话讲,由他的助手译成普通话。他介绍了政协开会情况,尤其是提到他不赞成“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认为新中国外交不倒向西方,也不必倒向苏联,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此语一出,与中央唱反调,满座皆惊。但反映了陈老先生一贯敢于仗义执言,无所畏惧的精神,令人佩服。

1950年朝鲜战争后,福建沿海形势更趋紧张。厦门地处前线,经常受到蒋军的炮击和空袭。当时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只有南北两条主要通道,校园与农田交错在一起,外人可以随意进出。虽然有解放前留下的几名校警,但对他们不放心,曾发生过夜间小偷进学生宿舍偷东西的事件。治安问题引起学校当局的关注,决定采取加强自我保护的措施。从学生中挑选三四十名青年团员(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成学校纠察队。我们系的商英伟同学任纠察大队长(商英伟后为母校哲学系教授,现已作古),由驻军派一干部担任教官。每天清早在操场进行操练,颇有几分气派,也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纠察队员带着袖章,可以询问在校遇到的可疑人物。晚上熄灯后,三五人成组轮流值班,手持木棍,在校园内进行巡逻,实际上是增加威慑作用,让同学们休息时放心些。夏天,厦大海滩是最好的天然游泳池。不仅是学校学生,还有不少厦门市民前来游泳。人群拥挤混杂,又无更衣间和存衣设备,正是小偷扒手下手的场合与良机。纠察队曾派人着便衣到海边巡查,抓过小偷,训斥教育后放走。

当时学生均无收音机(电视机、电脑尚未问世),学校也没有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设备,也很少放电影。为了活跃校内的生活,学校自办了有线广播。每天午饭、晚饭时间在膳厅内拉上喇叭。广播内容主要是校内新闻、通知,对学校内发生的事物进行表扬与批评,以及同学们自编的文娱节目。在当时紧张又略嫌单调的生活中增添了几分色彩与乐趣,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应。电台经常收到同学的来信。林隽楷同学担任编辑,有线广播办得有声有色。

 举办各系间的文娱比赛也可算是校园生活中一件值得回忆的事。虽然没有专业的艺术人才(当时学校还未办艺术院系),但各系各显神通,编排节目参加比赛。尽管节目较为粗糙,但也能起到让同学们自娱其乐的效果。我们系出的节目是“红军舞”,由王侯贤同学(曾任外运总公司副总经理,现已作古)和陈玲同学带领男女队员进行表演。由于排练较为娴熟,配合灯光和音乐,尤其是题材适合当时的政治气氛,演出受到好评。当时学校的膳厅没有舞台和灯光音响设备,因此,文娱比赛是租了厦门市的中华电影院进行的,可见当时学校的简陋情况。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母校和祖国一样,历尽坎坷,又重新崛起。前几年有机会重返母校,漫步在当年熟悉的海边沙滩上,鹭江的海浪涛声依旧;五老山上的松声习习如故。缅怀乘鹤归去的老师和同学,令人不禁扼腕唏嘘。回眸母校校舍,高楼耸立,一片红墙绿瓦,群楼环抱,延伸到胡里山炮台,一派秀丽风光,成为公认的全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舍之一。与当年在校时相比,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时,1922年曾预言:“余料不出二三十年……我厦大生额万众。”他的预言在解放前不可能实现,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就已实现了,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截至2010年3月,母校在校生达38000多人,其中博士生、硕士生和留学生为19000多人,现有22个学院和10个研究所,是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正朝着“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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