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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外文系(院)与囊萤楼
时间:2011-03-31 11:11:59     郭仁松(外文65)

囊萤楼是校主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厦大的那一年建成的。外文系则于建校后两年创建的。我不知道外文系是哪一年迁入囊萤楼,但这幢楼与外文系的密切关系却为众人所认。

培养外语人才的摇篮

1959年8月底,我考入了厦门大学外文系。当我从三明钢铁厂来到外文系报到,接待新生的师兄带着我们到外文系时,我们步入的就是这幢老式的三层楼房。

 与囊萤楼对称的是映雪楼,这两幢楼均取名于古代孩子由于家境贫寒,只得借助萤火虫发出或雪映出的微弱光线苦读。借古人勤学的精神,就是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从此,我们就“安营扎寨”在囊萤楼。

50年代全国院校调整后,厦大只有8个系。外文系在校园内偏处一偶,不但与其他系离得较远,而且男女生,寄宿在同一栋楼,且与系办公室在一块,食堂也近在咫尺,因此,办事与就餐远比他系方便。囊萤楼一楼是集外文系办公室、教研室、图书室的场所;二楼中间是阅览室,一头是女生宿舍,借栅门与外阻隔,另一头是小教室;三楼是男生宿舍与电教室。楼内无任何卫生设施,厕所与洗漱则在楼外,洗澡用厕所内的冷水,洗衣就在北门旁的石槽上。可以说,生活非常不便,洗漱设施很简陋。

59级分成4个小班,大课在同安楼,小课则在囊萤上。清晨,囊萤楼内外传来琅琅的英语(当年外文系只开英语专业,1960 年曾开俄语,一年后也停了),成为校园内一道亮点。

我们在50年代末来到囊萤楼之前,师兄姐已在该楼学习与生活,80年代初,外文系曾迁出囊萤楼,以后又搬回。囊萤楼长期是厦大培养外语人才的摇篮,我们在京的外文系系友,聚会时都称来自囊萤楼。几十年来,囊萤楼与外文系(院)休戚相关,共度春秋,同沫风雨。大批外语人才(如今已开设英、俄、日、法、德专业)从这座楼走向社会,广散于海内外。

外文系(院)的名人

外文系(院)1993年出版的《系志》与2003年出版的《厦大外文学院八十周年历史纪事》载,林文庆校长于1923年建立外文系时吸引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在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周辩明、林语堂、洪琛等。我们后辈无不以外文系曾拥有这些大师而自豪。

我入系时,曾在外文系任教或属于外文系的李庆云、徐元度、林疑今、蔡丕杰、陈福生等几位老师也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教师与学者。他们呕心沥血,为英语教学或文学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老师如佘坤珊等,在我到系前已作古。

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是从金陵大学转入厦大外文系,后赴台。又去美国进修,获爱荷美大学艺术硕士。返台后,在包括台大在内的多所高校任教,任台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很多诗集脍炙人口。

吴宣恭1947年入外文系,曾任母校党委书记与副校长,被誉为中国“MBA教父”,率厦大在全国首开MBA课程。不久前,母校庆祝他从教60周年。

博导杨仁敬教授是研究英美文学的权威,尤其在海明威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是美国文学研究会与英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作家协会会员,多所高校兼职教授,著作颇丰。

陈汉涛比我高二届,原叫陈汉洲。60年代赴泰,成为企业家,他与已故蔡悦诗(考入厦大外文系,后转教育系)建立厦大泰国校友会,与他人发起成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陈还出资在外文学院建立图书分馆,并给母校捐款。

秦麟征,中国未来研究院院长、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博士后、教授、研究员,《未来与发展》荣誉主编、社长,中国科协三、四届委员。秦系我同窗,但从未在我们面前摆谱。

林祖藻,我复学后与他同窗,前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省政协委员。他曾在美学习图书馆建筑,回国后,参加省新图书馆设计,广受好评。

蔡玉明,北京卓越房地产公司总裁,是外文学院三个奖学金中“蔡玉明奖学金”的设立者,前不久给母校捐款10万元。

朱德贞,企业家、金融家。1982年毕业于外文系,后赴美深造经济、金融与管理专业,曾在美著名金融机构供职,不久前辞去民生私人银行总裁。2005年朱获“年度中国女性十大经济先锋人物”称号。她还出巨资在外文学院建立“德贞爱心基金”。

峥嵘岁月“红旗班”

由于厦大地处海防前线。1958年8月,母校曾遭蒋军炮轰。我们来校不久,就参加了挖防空洞的劳动,防空洞开在山里,劳动强度很大,但我们干得很欢;国庆10周年时,我们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我们曾参加在长达1700米海防站岗放哨,上半夜是女生值勤,下半夜则是男生,而我作为指导员,多次查哨,基本上通宵不眠,翌日则照常上课。当年,全校8个系,每个系有一个班级要进行军训,我们59级代表外文系,参加了57毫米高炮的训练,每周半天;我们还曾到灌口,参加农村劳动,插秧15天,开始猫着腰,后来几乎是跪在田里干话。为了战备,背着行囊,徒步拉练70公里到郊区;有一次,九龙江上游发生山洪,冲下当地林场大批木材,厦门是拦截木材的最后关口,于是我们下海捞木头。我们在校几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比较艰苦,虽有27斤定量粮食,但副食基本上是清水煮菜(每个系一亩地,自己种菜,每餐一大盘卷心菜),很少有荤的,而劳动与军训的任务繁重,而相当部分新生来自城市,23名侨生,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大家毫无怨言,积极投身于各种活动,表现出色。       由于我们在各项活动中积极努力,多次受到系党总支与系领导的好评与表扬,1960年12月,该班荣获厦大红旗班的光荣称号,而我也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并列席中共厦门大学第三届党代表大会。1962年春即将进入大三下学期,体检时,我被查出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回上海养病。1964年2月,我复学到了61级。从此,我就有两届同窗,使我今日,能联系与接触更多的同学。1965年夏,我终于完成学业,从厦大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军工系统,再次走向社会。

校友情结

多年来,我们加强与同学的联系,作为对母校的感恩。1994年,我与张锦辉召集了20 多名60到70年代毕业于外文系的系友(同窗唐潮水赞助,贺兴豹提供场所)在中国职工之家相聚,这是外文系在京系友的首次团聚。不久,时任外文系主任、同窗林郁如等赴英途经北京,经她倡议,我们成立了外文系分会,推荐唐潮水为会长。当时,我们查到外文系在京的最长者有30级的老学长柯玉燕(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年外文系仅有的一名本科生),外文系在京系友有一二百人,限于条件,外文分会成立后仅活动两次,但每次来的系友多达70 余人。

1999年10月1日,我参与筹备了59级入校40周年返校聚会,这是我们离校后,全班首次集体返校。40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开始大学生涯。而今,我们集体来到这里追溯与回忆母校的恩泽与老师的教导。10时,我们在外文系(学院)会议室举行了谢师会,分别多年后师生见面的动人场面,师生感人肺腑与殷切的讲话,无不令与会者动容,不少同学眼眶噙着眼泪。还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国庆前夕,外文系在逸夫楼聚餐迎国庆,特邀我们参加。当我们列队步入餐厅时,林纪熹老师不但站在门口迎候我们,而且无一有误地叫出分别30多年他学生的姓名(而白昼,我们到华侨大厦报到时,有的同学彼此竟然认不出来)。就餐时,我与他同桌,他当场赋诗一首赠我:“五九年乘风(指强台风)而来,从此扶摇直上,数十载遨游知返,今日好梦重温”,充分反映了他对这届学生的感情与此次重返的意义。事后,我特地写了“学子返母校聚会忆年华”,介绍返校感想。

2000年以后59级又在京重聚。我还3次参加了61级同学聚会,交流健康养生,畅谈快乐长寿,回忆在囊萤楼学习与生活。2010年,我们在浙江聚会,会后,我为《厦大校友通讯》撰写了“活到九十九  谁都不能走”文章(刊登在2010年第2期《厦大校友通讯》),反映该班四年四聚,同学情深与友谊以及健康的理念。我们原定2011年要在上海再次聚会,而今,大家拟改为返校,同庆厦大建校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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