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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往事如梦忆长汀
时间:2011-03-31 12:12:03     熊威廉(机电46)

红毛衣和两个女生

1943年,大学一年级,春到山城长汀,我爬上了北山,走进北极阁,迎面遇见一位穿鲜红色毛衣的女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温柔娴静,对我微微一笑。在那艰苦的抗战岁月中,那件炫耀的时装使我眼睛一亮,印象极为深刻。我一向偏爱天蓝色,看过艳丽的服装,没有什么印象,唯有那少女的鲜红色毛衣依然鲜艳在目。那女生比我高一班,是我故乡的一所女中毕业生。后来嫁给她同班的男生。丈夫精明能干,事业有成。如今,她的儿子继承父业,当了某级领导。

另一女生,她的好友是一位身材瘦长,爱笑活泼、弹得一手好琴的女高音,两个人形影不离。都是从我的故乡女中来的。我们几个人常用家乡话(老表方言,即南昌话)聊天。

我称呼那红衣少女为某某姐,对那瘦的女生则直呼其名。又是一个春天,她们俩从笃行斋出来,走到大食堂门口,那瘦的女生递给我一碗菜,纸条上面写着:“尝尝我的味道。”我很怕辣,不敢轻易尝试。用筷子一翻动,原来下面有一个煮熟的鸡蛋。我恍然大悟,今天不是耶稣的复活节吗?应该是找蛋的日子。

那位瘦的女生后来嫁给同我一个宿舍的男生。她丈夫憨厚老实,学习刻苦,日后成了专家,把她也调到北京。那时,在北京有三家是我在厦大的同舍友,同住一间房的学友,每年春节,我们轮流到一家欢聚。

送豆浆

大学二年级,我申请了闽西救济金。那时周辨明教授管理的勤工俭学的一种资助。每天早晨送豆浆到老师家。在嘉庚堂的旁边,有一座新安楼,原是外国传教士的住宅,后来传教士走了,就在楼下做豆浆。这就是抗战时期的牛奶呀!我每天清晨由宿舍跑到新安楼,首先接受一碗免费的热气腾腾的豆浆(先犒劳、后卖力),然后拿起一瓶瓶的豆浆,奔赴教师(授)。有一天,途中遇见一位用功的长汀中学生,正在户外朗诵英语。他看见我穿着土气,光着脚,穿双凉鞋。(在长汀四年,我就没买过袜子,傅鹰教授经常穿着一双草鞋上讲台)。我手提着奶瓶,匆匆忙忙走过。忽然,他大声用英语对我喊道:“Cow boy!Cow boy!”(原为牛仔,他的意思是叫我为“送牛奶的孩子!”)我停了下来,有点生气,转过身用英语回答,我不是送牛奶的孩子,我是厦大的学生。把那位中学生弄得怪不好意思。

母亲到了长汀

我母亲姓何,原是缠过脚的,民国初年才放了脚。外公早年逝世。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为了延续何氏香火,外婆又在同族人中过继一名叫何鸿起的男孩。他与我年龄相当,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寄居在我家中。那年国民党抓壮丁,他不幸失踪了。母亲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她站在兵营外面,看着一个个经过的士兵,希望能发现“何鸿起”这个何家苗子。几个月来,母亲访遍了几十里地周围的所有兵营,毫无结果。

那年代里,厦大校园吹进“十万青年十万军”风。在嘉庚堂前的草坪上,校方召集了一些学生,动员参加青年军。我从新安楼路过,也凑近去听听。那个讲话大意是说:国家像条船,如今处于风雨交加的航程中,要么,同仇敌忾;要么,让那条船沉下去,结果是国破家亡……在邮局的墙上张贴者大标语。校方在大食堂旁边,另外开辟了小食堂,每顿用红烧肉等好菜招待参军者。当时,我报了名参加青年军,但没有写信回家。有人把消息告诉我家,父亲认为日本兵打通浙赣线,江西赣州也已岌岌可危。日军切断了江西、福建与大后方的通路,儿子参加青年军,也许可以冲出重围,有一条生路。母亲由于经受过国民党抓壮丁的教训,坚决反对。她只身一人、风尘仆仆地到长汀来阻止我,我也就没有参加青年军。我母亲80多岁才病故,她从不打骂孩子,总是和颜悦色,但意志非常坚决。如今我也88岁,有时会梦见过去的事情,会梦见母亲。她有一双放大的小脚,右眉边有颗小痣……她曾出人意料地到长汀。她的音容依稀地在我的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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